第四百一十五章 绍圣元年！

第四百一十五章 绍圣元年！ (第2/2页)

有人私下议论，说太后是因权力被夺，心中郁愤难平，才一病不起；也有人猜测，太后之死或许与宫廷斗争中的隐秘手段有关。
　　
　　这些流言蜚语，像无形的风，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中肆意传播，搅得人心惶惶。
　　
　　赵煦深知，此时必须尽快稳定局面，否则流言越传越广，极有可能引发朝堂动荡。
　　
　　于是，他迅速下诏，以国丧之礼厚葬高太后，丧葬规格极尽隆重。
　　
　　在葬礼上，赵煦带领满朝文武，身着素服，神情哀伤，尽显孝子贤孙之态。
　　
　　他的这一举动，一方面是向天下彰显皇家的孝道与宽厚，另一方面，也是借葬礼之机，向朝堂上下表明，即便与高太后曾有权力之争，但他始终敬重太后的身份地位，以此安抚太后旧部。
　　
　　葬礼结束后，赵煦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深知，要想彻底消除高太后旧部可能带来的隐患，还需从长计议。
　　
　　于是，他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朝堂官员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对于那些高太后旧部中，有明显反抗迹象或是心怀不轨之人，赵煦巧妙地找借口将他们调离京城，外放至偏远之地任职，削弱其在朝中的影响力。
　　
　　而对于一些愿意归服自己，且有真才实学的原太后旧臣，赵煦则选择恩威并施，加以笼络，使其逐渐融入自己的权力体系。
　　
　　在处理完这些朝堂事务的同时，赵煦也没有忘记继续巩固自己新组建的权力班底。
　　
　　程门八子在各自的岗位上，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他们对赵煦忠心耿耿，积极为其出谋划策。
　　
　　倪咏志在枢密院，将军政机要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为赵煦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军事建议；
　　
　　薛嘉怡在三司，通过一系列合理的财政举措，充实了国库，为赵煦后续的改革计划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尹之贤在开封府，公正执法，将京城治理得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随后赵煦重用程颐、曾布，并且召回蔡京两兄弟委以重任，在将政事堂、枢密院彻底掌握之后，赵煦对高太后的态度终于真实显现出来。
　　
　　他很快将吕大防等后党贬谪出京城，并且展现出对高太后政治清算以及情感疏离。
　　
　　随后，他立即更改年号，恢复青苗法、免役法等熙宁新政，甚至要废掉高太后“宣仁”谥号。
　　
　　朝堂之上，这一系列举措如同一场剧烈的风暴，瞬间将原本就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搅得更加混乱不堪。
　　
　　吕大防等后党骨干被逐出京城，他们多年经营的势力网络在赵煦的雷霆手段下开始土崩瓦解。
　　
　　这些被贬谪之人，心中满是愤懑与不甘，却又无力反抗，只能在凄风苦雨中踏上前往偏远之地的路途。
　　
　　而对于恢复熙宁新政，朝堂大臣们的反应截然不同。
　　
　　那些支持变法的官员，心中却是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他们认为，赵煦此举是拨乱反正，有望让国家重新走上富强之路。
　　
　　程颐、曾布等人积极响应，在朝堂上慷慨陈词，力陈新政对国家的诸多益处，主张大力推行，尽快让新政的成效惠及四方。
　　
　　然而，反对者也不在少数。
　　
　　他们担忧新政的恢复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一些保守派官员纷纷上书，言辞恳切地劝谏赵煦，历数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恳请皇帝三思而后行。
　　
　　但此时的赵煦，改革的决心已如磐石般坚定，对这些反对之声置若罔闻。
　　
　　在是否废掉高太后“宣仁”谥号一事上，朝堂更是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部分臣子认为，高太后虽曾长期揽权，但毕竟对皇室有养育之恩，且主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建树，废掉谥号此举过于决绝，恐寒了天下人之心。
　　
　　然而，赵煦心意已决，在他看来，高太后多年来对他的压制，是他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如今他大权在握，势必要将这份压抑多年的怨愤宣泄出来。
　　
　　就在朝堂上围绕着谥号问题争论不休时，宫外的民间舆论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起初，百姓们对赵煦亲政后的一系列举措多持观望态度。但随着新政的逐步推行，一些实惠开始显现出来。
　　
　　青苗法的恢复，让许多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能够获得官府的低息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免役法的重新实施，使得百姓不必再为繁重的劳役所累，可以安心从事生产。
　　
　　渐渐地，民间对赵煦的赞誉之声开始多了起来，百姓们对这位年轻皇帝的改革充满了期待。
　　
　　到得绍圣元年春节时候，大宋朝已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在朝堂上已全然不见踪影。
　　
　　赵煦端坐在那巍峨的龙椅之上，俯瞰着焕然一新的朝堂，心中满是壮志豪情。
　　
　　此时的他，手中紧握大权，身边围绕着自己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已然准备好要在这大宋的历史长卷上，挥毫泼墨，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春节的京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然而，在这喜庆祥和的氛围之下，却暗藏着诸多政治暗流。
　　
　　赵煦趁着这佳节之际，也并未放松对局势的把控。
　　
　　他在宫中频繁地召见程门八子、程颐、曾布以及蔡京兄弟等人，与他们深入探讨新政的进一步推行策略以及朝堂的后续布局。
　　
　　程颐，作为理学大家，时常从儒家经典和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为赵煦分析治国理政的要义，强调新政推行过程中应注重教化与民生，以仁义为本，让百姓在享受新政实惠的同时，也能受到良好的道德熏陶。
　　
　　程学俨然有了当年苏学在京城之中流行的盛况，尤其是在程颐被召入政事堂之后更是如此。
　　
　　曾布则凭借其丰富的政治经验，为赵煦梳理朝堂各方势力的潜在关系，建言在继续打压旧党残余势力的同时，也要巧妙地平衡新党内部的权力分配，防止出现权力过度集中而引发的内部矛盾。
　　
　　蔡京兄弟在此时充分展现出了他们的长袖善舞与办事能力。
　　
　　蔡京对新政的条款烂熟于心，能够迅速且精准地制定出详细的推行计划，从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考核，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蔡卞则利用自己在文坛和官场的人脉关系，积极为新政进行宣传造势，将新政描绘成拯救大宋于积弊之中的良方，在士大夫阶层和民间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到得此时，赵煦终于能够腾出手将眼光看向西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