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纸鸢

第七章纸鸢 (第1/2页)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上海。
　　
　　林慕青站在《申报》编辑部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张刚从电报房取来的电讯稿。稿纸很薄，上面的字却像铅块一样沉：
　　
　　“沈阳急电：昨夜十时许，日军突袭北大营，炮轰沈阳城。我军奉命不抵抗，退守待援。东北危急！”
　　
　　她盯着那几个字，盯了很久。
　　
　　奉命不抵抗。
　　
　　她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战争最可怕的，不是死人，是那些明明可以不死的人，被命令去死。”
　　
　　父亲走了十一年了。她四十一岁了，头发里也有了白发。这些年她一直按照父亲的遗愿，在上海做记者，写那些别人不想看的东西。军阀混战、工人罢工、水灾饥荒——她都写过。但她始终没有去过真正的战场。
　　
　　不是不想去。是女儿还小。
　　
　　林晚今年十七岁了，正是最让人操心的年纪。她从小听爷爷的故事长大，对那些战场的记忆比对自己父亲的记忆还要熟悉——她父亲在她三岁的时候就病死了，是爷爷和妈妈把她养大的。爷爷去世后，她天天缠着妈妈讲爷爷的事，讲那些在巴黎、在君士坦丁堡、在旅顺的故事。
　　
　　“妈妈，”她总是问，“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战场？”
　　
　　林慕青每次都说：“等你长大了。”
　　
　　现在她十七岁了。算长大了吗？
　　
　　林慕青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一次，她可能真的要去战场了。
　　
　　二
　　
　　那天晚上，林慕青把那张电讯稿带回家。
　　
　　林晚正在灯下看书，见妈妈进来，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道光——她最熟悉那种光，每次妈妈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她的时候，眼睛里就会有那种光。
　　
　　“妈，怎么了？”
　　
　　林慕青把电讯稿递给她。
　　
　　林晚接过来，只看了一眼，脸就白了。
　　
　　“日本人……打进来了？”
　　
　　林慕青点点头。
　　
　　林晚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妈妈的眼睛。
　　
　　“妈，你要去吗？”
　　
　　林慕青沉默了。
　　
　　“你要去的，”林晚替她回答了，“你一直想去。爷爷去过的地方，你也要去。这是你们家的事。”
　　
　　林慕青愣住了。她从来没跟女儿说过这些话。但女儿知道了。她一直都知道。
　　
　　“晚晚……”
　　
　　“我跟你去。”
　　
　　林慕青摇头：“不行。你还小。”
　　
　　“十七了，不小了。”林晚站起来，走到她面前，“爷爷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去了巴黎。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说了要跟爷爷去。现在轮到我了。”
　　
　　林慕青看着女儿的眼睛。那双眼睛，和父亲的一模一样——亮亮的，里面有光。
　　
　　她突然想起父亲临走前对她说的那句话：“你会去的。总有一天。”
　　
　　父亲说得对。
　　
　　她去了。
　　
　　她的女儿，也会去的。
　　
　　三
　　
　　九月二十三日，林慕青带着林晚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同行的还有一个人——沈亦云。
　　
　　四十七岁的沈亦云，头发也白了，但腰板还是挺得笔直。这些年他一直跟着林慕青，帮她整理父亲的遗稿，自己也写了不少报道。林墨卿去世后，他成了林慕青最信任的朋友。
　　
　　“亦云叔，”林晚在火车上问他，“你去过东北吗？”
　　
　　沈亦云点点头：“去过。日俄战争的时候，跟你爷爷一起去的。”
　　
　　林晚的眼睛亮了：“真的？爷爷那时候什么样？”
　　
　　沈亦云想了想，笑了：“你爷爷啊，那时候六十八了，走路都走不稳，还要去欧洲。我拦他，他说：‘我要去给那些死人立碑。’”
　　
　　林晚听着，眼睛眨都不眨。
　　
　　“后来呢？”
　　
　　“后来我们去了凡尔登，去了索姆河。他记了一本又一本，回来的时候，人都快不行了。但他一直在记，记到最后一口气。”
　　
　　林晚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那个破旧的布娃娃——爷爷留给她的那个。它已经很旧了，棉花都露出来了，但林晚一直带着，像爷爷还在身边。
　　
　　“亦云叔，”她轻声问，“我能记好吗？”
　　
　　沈亦云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爷爷说过一句话：记不记得好，不是看你的字写得漂不漂亮，是看你有没有用心。只要你用心，就能记好。”
　　
　　林晚点点头，把布娃娃抱得更紧了。
　　
　　四
　　
　　九月二十六日，他们到达沈阳。
　　
　　那是一座死城。
　　
　　街上几乎没有人。店铺都关了门，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偶尔有几个行人匆匆走过，低着头，缩着肩膀，像怕被人看见一样。日本兵在街上巡逻，端着枪，眼睛像鹰一样四处打量。看见中国人走得慢了，就是一枪托。
　　
　　林慕青找了一家勉强还在营业的旅馆住下。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东北人，看见他们是从上海来的记者，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这时候来？不要命了？”
　　
　　林慕青没回答，只是问：“城里现在什么情况？”
　　
　　老板叹了口气：“能有什么情况？日本人占了北大营，占了兵工厂，占了衙门。咱们的军队？跑了。上头说‘不抵抗’，他们就真的不抵抗，把东北扔给日本人了。”
　　
　　林慕青掏出笔记本，开始记。
　　
　　林晚在旁边看着，也掏出自己的小本子——那是临行前妈妈给她买的，让她学着记。
　　
　　“你记什么？”林慕青问。
　　
　　“记老板说的话。”林晚说。
　　
　　林慕青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五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走遍了沈阳城。
　　
　　他们去看了北大营——那座被炮火炸成废墟的兵营。墙塌了，房顶没了，地上到处是弹坑和血迹。有几个老人蹲在废墟里，翻找着什么。
　　
　　“你们找什么？”林晚问。
　　
　　一个老人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找儿子。”
　　
　　“你儿子在这里当兵？”
　　
　　老人点点头：“十八岁，刚入伍三个月。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他们连跑都没跑出去。听说都死了。”
　　
　　林晚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人继续翻，翻了一会儿，突然停下来。他从废墟里捡起一样东西，是一块烧焦的布片，上面还残留着一点蓝色的颜色——那是中国军服的颜色。
　　
　　他捧着那块布，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林晚掏出本子，想记点什么，但手一直抖，写不出字来。
　　
　　林慕青走过来，轻轻按住她的手。
　　
　　“慢慢来，”她说，“第一次都这样。”
　　
　　六
　　
　　十月的一天，他们在沈阳街头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西方人，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穿着一件旧风衣，站在街角拍照。他的相机是莱卡的，很小，拿在手里几乎看不出来。他拍照的样子很专注，像整个世界上只有他和那些镜头里的东西。
　　
　　林慕青看见他，愣了一下。
　　
　　那个人的侧脸，让她想起一个人——威廉·克莱尔。父亲的老朋友，那个英国记者。虽然她从没见过威廉本人，但父亲书房里有一张威廉的照片，和这个人的侧脸一模一样。
　　
　　她走过去，用英语问：“Excuseme,areyouMr.Clare?”
　　
　　那个人回过头，露出一张满是胡茬的脸。他打量着林慕青，眼睛里有一点疑惑。
　　
　　“我是托马斯·克莱尔，”他说，“你认识我父亲？”
　　
　　林慕青点点头：“你父亲威廉·克莱尔，和我父亲林墨卿是老朋友。”
　　
　　托马斯愣住了。他盯着林慕青看了几秒钟，突然笑了。
　　
　　“林墨卿的女儿？”他说，“我父亲给我看过你父亲的照片。他说，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七
　　
　　那天晚上，他们找了一家小酒馆坐下。
　　
　　托马斯点了两瓶啤酒，一瓶给林慕青，一瓶给自己。林晚也要了一杯，但只喝了一口就皱起眉头——太苦了。
　　
　　“我父亲是一九二〇年走的，”托马斯说，“走之前，他把那些徽章和日记都留给了我。他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这些。”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五枚镂空的镜头徽章。
　　
　　林慕青一眼就认出了父亲的那一枚。它比其他的都旧，镂空的镜头边缘已经磨得发亮。
　　
　　“这个是我父亲的，”她指着那枚徽章说，“他一直带着，从巴黎到君士坦丁堡，从旅顺到凡尔登。他去世的时候，这枚徽章还在他枕头下面。”
　　
　　托马斯点点头，把那枚徽章递给她。
　　
　　“应该还给你。”
　　
　　林慕青接过来，握在手心里。徽章很凉，但她的心很热。
　　
　　“你父亲还说了什么？”她问。
　　
　　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说：“他说，我们这些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让人记住那些死去的人。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林晚在旁边听着，突然问：“那你自己呢？你也是记者吗？”
　　
　　托马斯看着她，笑了：“是。我十八岁就跟着父亲上战场了。凡尔登、索姆河、巴黎和会——我都去过。一九一六年，我在索姆河受了伤，差点死掉。但我活下来了，继续干这行。”
　　
　　他看着林晚手里的那个破旧布娃娃：“这是什么？”
　　
　　林晚低下头，看着那个娃娃：“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他让我带着，替他看着我。”
　　
　　托马斯沉默了很久。
　　
　　“你爷爷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最后说，“我父亲一辈子都在念叨他。”
　　
　　八
　　
　　十一月，他们离开沈阳，去了哈尔滨。
　　
　　那是一座比沈阳更冷的城市，也更乱。日本人的势力还没完全伸过来，但白俄的流亡者、中国的难民、各国的冒险家，挤满了每一条街道。到处是卖儿卖女的人，到处是饿死在路边的人，到处是那些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眼睛。
　　
　　林慕青一直在记。她记那些流亡者的故事，记那些孩子的眼睛，记那些被战争碾碎的普通人。林晚也在记，虽然她的字还很稚嫩，句子也写不通顺，但她一直在写，从不偷懒。
　　
　　托马斯有时候和她们一起走，有时候单独行动。他在拍照片——那些莱卡相机拍下的照片，后来会成为这座城市最真实的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们坐在松花江边，看着对岸的灯火。
　　
　　“托马斯，”林慕青突然问，“你觉得这场战争会打多久？”
　　
　　托马斯想了很久，说：“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林慕青没有说话。
　　
　　林晚在旁边问：“开始？东北不是已经被占了吗？还要打？”
　　
　　托马斯看着她，说：“东北只是开始。日本人要的不是东北，是整个中国。他们要的也不只是中国，是整个亚洲。”
　　
　　林晚愣住了。
　　
　　“那……要打多久？”
　　
　　“不知道，”托马斯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更久。但我知道一件事——你爷爷那一代人，打了五十年的仗，从巴黎打到凡尔登。你妈妈这一代，还要继续打。你们这一代，也许还要打。”
　　
　　林晚看着手里的布娃娃，看了很久。
　　
　　“那我记的那些，”她轻声说，“有用吗？”
　　
　　托马斯没有回答。
　　
　　林慕青替他说了：“有用。只要还有人记得，就有用。”
　　
　　九
　　
　　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
　　
　　林慕青是在哈尔滨的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的。那天的报纸头版，用大号字印着几个字：新国家成立，溥仪就任执政。
　　
　　她把报纸放下，走到窗边。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看不见太阳。
　　
　　林晚从外面跑进来，脸冻得通红，手里拿着一叠纸。
　　
　　“妈，我写的！”
　　
　　林慕青接过来，一页一页地看。那是林晚这几个月记下的东西——那些在街头看见的难民，那些在废墟里找儿子的老人，那些被日本兵打死的年轻人。她的字还是歪歪扭扭，但每一行都是真的。
　　
　　“写得很好，”林慕青说，“你爷爷会高兴的。”
　　
　　林晚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十
　　
　　一九三三年，他们回到上海。
　　
　　托马斯也跟着来了。他在上海租了一间小公寓，继续当他的记者。他说，他要留在中国，看着这场战争怎么打下去。
　　
　　林晚这一年十九岁了。她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真正的记者——虽然还没发表过一篇稿子，但她已经记满了整整三个笔记本。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