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7章 五月之后
第377章 五月之后 (第1/2页)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晚上九点，BeyondBand房。
铁皮棚子搭在天台，夏夜闷热，汗水顺着赤裸的脊背滑落。
五个人挤在狭小空间里，空气黏稠，只有那台旧录音机在沙沙作响。
黄家驹光着上身蹲在角落，面前是那盘从巴黎带回来的录音带。
苏小曼录下了奥赛博物馆里，那个法国青年，戴着耳机听《永远等待》时，从困惑到怔然、再到眼神发亮的全过程。
他把那段，反复放了七遍。
叶世荣靠在墙边，鼓槌在指间转得飞快。“家驹，第七遍了。”
黄家驹没吭声。
邓炜谦抱着吉他，手指在弦上拨出几个破碎的动机，又停住。
李荣潮蹲在门口，望着山下九龙塘星星点点的灯火。
陈时安坐在一堆乐谱中间，翻着那些写了一半就扔下的歌词。
沉默像汗一样，浸透了棚子。
黄家驹终于按停录音机，“你们说，那法国人听的时候，在想什么？”
邓炜谦想了想：“在想这首歌。”
“想歌的什么？”
邓炜谦答不上来。
陈时安从乐谱堆里抬起头：“想歌里的东西。咱们写《永远等待》的时候，想的是等。等机会，等人听，等有一天能上台。那法国人不认识咱们，不知道咱们等过什么，但他听懂了那种等。”
他补充道，“他听的不是歌，是歌里的人。”
黄家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那堆乐谱前，蹲下。
一张一张翻。
翻到一半，他的手停住了，那页纸上只有四行字：
“前面是哪方，谁伴我闯荡
沿路没有指引，若我走上又是窄巷
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
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
他看了很久。
叶世荣凑过来：“这是什么？”
“不知道。前阵子写的，写了一半写不下去，就扔在这儿了。”
叶世荣把那四行字念了一遍，念完没说话。
邓炜谦也凑过来看，看完也沉默了。
陈时安接过那张纸，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家驹，这四句，比《永远等待》还重。”
“重在哪？”
“《永远等待》是等别人。这四句是等自己。”
棚子里安静下来。
李荣潮从门口站起来，走到黄家驹面前：“家驹，这四句，能不能写完？”
黄家驹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那四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
“只有淡忘，从前话说要如何”
写完，他停住。
笔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
邓炜谦轻声说：“前面是问号，这儿是句号。”
叶世荣问：“什么意思？”
“前面问谁伴我闯荡，问谁共我疯狂。问到这儿，不问别人了，问自己。从前说过要如何，现在只能淡忘。”
黄家驹盯着那行字，盯着盯着，忽然把笔往地上一摔。
“不对。”
他站起来，在棚子里来回走。
“不是淡忘。是记得。记得从前说过要如何，但现在没办法如何，只能先躲着。躲着不是忘，是还没到时候。”
他走回那堆乐谱前面，重新拿起笔。
把那行“只有淡忘，从前话说要如何”划掉。
在旁边重新写了一句：
“只有顽强，明日路纵会更彷徨”
写完，他把笔扔下，蹲在那儿，盯着那行字喘气。
叶世荣凑过去看。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黄家驹：“家驹，这句，比刚才那句好。”
邓炜谦走过来，站在黄家驹旁边。
看着那行字：“前面问谁伴我闯荡，问谁共我疯狂。问到这儿，答了。答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只有顽强。明日路纵会更彷徨，也得走。”
陈时安蹲下来，跟黄家驹并排：“家驹，这歌叫什么？”
黄家驹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叫《谁伴我闯荡》。”
录音棚里，又安静下来。
这一次的安静，和刚才不一样。
刚才的安静是闷的，压着的，现在的安静是松的，透气的。
李荣潮靠在门口，望着山下那些灯火。
忽然说了一句：“家驹，这歌写完了，咱们的专辑就齐了。”
黄家驹愣了一下。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跟李荣潮并排站着，望着山下的香港。
万家灯火，星星点点。
他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得很轻，比夜风还轻。
“齐了。”他说。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香港。
《东方日报》娱乐版头条：“谭咏麟新碟《拥抱》面世，主打歌《水中花》横扫各大排行榜。”报道称，唱片上市首周销量突破双白金，成为今年至今最畅销的粤语专辑。
同日，《明报周刊》刊出长篇专访。
标题：“谭咏麟：我不想再唱情歌。”
文中引述他的原话：“《第一滴泪》之后，我知道自己还能唱别的东西。不是不爱唱情歌，是不能只唱情歌。巴黎那场展览让我看见，歌声可以装下比儿女情长更重的东西。”
同一天，张国荣的新专辑《VirginSnow》悄悄登上唱片店货架。
专辑封面是一片茫茫雪地，他站在雪地中央，穿着黑色大衣，回头望着镜头。
没有宣传，没有打歌，没有铺天盖地的海报。
只有一张封面，和里面十一首歌。
唱片店老板把那张专辑，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张国荣新碟。不用介绍。听了就知道。”
这一年，香港影坛正值黄金年代。
嘉禾、新艺城、德宝三足鼎立，全年港产片总票房突破十亿港元。
周润发的《八星报喜》，以三千七百多万票房夺得年冠，成龙的《警察故事续集》紧随其后。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