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白居易写“离离原上草”的诗仙，
第六十八章 白居易写“离离原上草”的诗仙， (第2/2页)还有一次，湘灵的弟弟病了，发着高烧，家里没钱请大夫，湘灵的娘只能用偏方，给弟弟敷草药，急得直哭。白居易知道了，就跑回家，把母亲给他攒的买纸笔的钱（其实是父亲偶尔给的零花钱）拿出来，送给湘灵家，请大夫。湘灵的娘握着白居易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湘灵和她家人的生活，成了白居易最早的创作灵感。他写过湘灵喂猪的样子：
“湘灵喂猪食，猪儿哼唧唧。
一勺又一勺，盼它长得肥。”
写过湘灵爹种地的辛苦：
“农夫日当午，汗湿田中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后来这句被他写进了《悯农》的草稿里）
这些小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家常话，全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可正是这些小诗，让白居易明白：诗歌不是写给当官的看的，不是写给文人雅士看的，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是用来记录他们的苦、他们的乐、他们的生活的。
后来，白居易离开符离去长安赶考，临走前，湘灵送了他一双自己做的布鞋，说：“你路上穿，别冻着脚。到了长安，要记得写老百姓的事，就像你以前写的那样。”白居易接过布鞋，点了点头，说：“我会的，我一定不会忘。”
这双布鞋，白居易穿了很多年；湘灵和她家人的故事，他记了一辈子。后来他写《长恨歌》《琵琶行》，里面有很多底层人物的影子，其实都离不开少年时在符离，湘灵带给她的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的记忆。
《赋得古原草送别》：野草里的韧劲，震动长安文坛
在符离的日子，白居易一边跟着母亲苦读，一边写老百姓的小诗，诗才慢慢被人知道。到了16岁那年，父亲觉得他该去长安见见世面，考考功名，就凑了点钱，让他去长安。
临走前，白居易去了城外的古原。古原上长满了野草，风一吹，野草晃来晃去，特别有劲儿。他想起逃荒时看到的野草，想起符离田埂上的野草，想起母亲说的“野草冬天蔫了，春天还会再长”，心里有了灵感，就写了首诗，叫《赋得古原草送别》。
诗是这么写的：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最绝的——野草就算被野火烧了，根还在，春天一到，又能长得郁郁葱葱。
白居易写的哪里是野草？是底层百姓的韧劲啊！就像他们一家人，在战乱里差点活不下来，可还是熬过来了；就像湘灵家，再穷再苦，还是努力种地、生活；就像所有的老百姓，不管遇到多少灾荒、战乱，还是会顽强地活下去。
到了长安，白居易拿着这首诗，去拜见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一开始没把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当回事，笑着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意思是“长安物价高，想在这儿活下去可不容易，你一个小毛孩，还想当诗人？”可当他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赶紧站起来，拉着白居易的手说：“你能写出这样的诗，在长安活下去太容易了！你真是个天才！”
顾况把这首诗传给长安的文人看，大家都赞不绝口：“这孩子年纪轻轻，居然能写出这么有力量的诗！”“‘野火烧不尽’这一句，写尽了百姓的韧劲，太了不起了！”很快，《赋得古原草送别》就传遍了长安文坛，连有些官员都知道了，说“白季庚家的儿子，是个有出息的”。
白居易站在长安的街头，听着别人夸他的诗，心里却没多少高兴——他想起的不是自己的才华，是符离的野草，是湘灵家的辛苦，是逃亡路上的百姓。他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不管能不能考上功名，不管能不能当上官，都要一直写老百姓的事，用诗歌反映他们的苦难，替他们说话。
这就是白居易“为人生而诗”的开始——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兼济天下”，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老百姓的苦，让朝廷能重视他们的难处。
少年志向：诗不是玩物，是替百姓说话的工具
在长安待了一段时间，白居易没急着考功名，而是到处走访，看长安城里老百姓的生活。他发现，就算是在京城，也有很多百姓过得很苦：有卖炭的老人，天不亮就上山烧炭，为换点钱买粮食；有织锦的女子，织到手指流血，织出来的锦缎却被官员抢走；有流浪的孩子，在街头乞讨，冬天冻得瑟瑟发抖。
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诗里，
比如《卖炭翁》的初稿（后来又修改过）：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比如《织妇词》的初稿：
“织妇苦，织妇苦，
日短夜长忧不足。
柴门风雪寒，十指冻如笋。
织成一尺素，卖得一钱货。
上官来索锦，锦多织不得。”
有人劝他：“你一个少年人，别写这些苦哈哈的事，官员们不爱看，对你考功名没好处。你应该写点风花雪月、歌颂朝廷的诗，这样才能被重用。”白居易却摇摇头：“要是诗歌不能替老百姓说话，不能反映他们的苦，那写诗还有什么用？我宁愿考不上功名，也不会写那些没用的诗。”
他想起母亲用米浆糊窗教他读书的日子，想起湘灵说“要记得写老百姓的事”，想起《赋得古原草送别》里的野草——那些野草不管遇到多大的火，都能再长出来；老百姓不管遇到多大的苦，都能顽强活下去；他作为一个读书人，怎么能因为怕得罪官员，就忘了他们的苦？
从那时候起，白居易就立下了“兼济天下”的志向：他要考上功名，要当上官，要用自己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事；就算当不了官，也要用诗歌，替老百姓说话，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苦难。
后来，白居易29岁考上进士，当了官，真的兑现了自己的志向。他写《新乐府》《秦中吟》，全是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比如《观刈麦》写农民割麦的辛苦，《杜陵叟》写农民被贪官欺负，这些诗像一把把刀子，戳中了晚唐的腐败和黑暗，也让更多人关注到老百姓的苦。
有人骂他“多管闲事”，有人说他“得罪官员，没好下场”，可白居易一点都不怕——他想起少年时在符离的日子，想起母亲的教导，想起湘灵的期待，想起“野火烧不尽”的野草，就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回望白居易的少年时光，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安稳生活，只有战乱、逃荒、苦读，还有对老百姓的同情。可正是这些苦，养出了他的“诗心”——不是娇生惯养的风花雪月，是接地气的、替百姓说话的“真心”。
母亲的米浆字，教会他“读书要坚持”；湘灵的故事，教会他“要关注百姓”；《赋得古原草送别》，让他明白“诗歌要有力量”；少年时的志向，让他一辈子都没忘记“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