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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5章 着手经济改革

第325章 着手经济改革 (第1/2页)

“发行纸币?”
  
  “汉王宝钞?”
  
  听了这个大胆的提议,江瀚立马摇头,断然拒绝道:
  
  “不行,这步子迈得太大了!”
  
  他扫过赵胜和李兴怀,郑重其事地告诫道:
  
  “老朱家发行的大明宝钞,是怎么从信誉卓著变得形同废纸的,你们难道不清楚?”
  
  “当初号称通行天下,与铜钱兼行的宝钞,没过几年就开始贬值,以至于到了正统以后,宝钞就被全面废弃了。”
  
  “此事殷鉴不远,百姓如今对纸币的态度,恐怕是唯恐避之不及。”
  
  对于发行纸币一事,江瀚的态度异常谨慎。
  
  大明宝钞始于洪武八年,为了弥补战乱创伤、缓解财政压力,由太祖皇帝下令印制发行。
  
  初期,凭借明朝初立的国家信用和强制命令,宝钞流通甚广,确实解决了不少难题。
  
  可到后来,尝到了甜头的大明君臣开始不断地滥发宝钞,并造成了大规模的贬值,直至最后宝钞彻底被废弃。
  
  大明朝对于发行宝钞,有着三点制度上的重大缺陷。
  
  首先就是只发不收,没有回笼机制。
  
  明廷几乎从不使用宝钞进行财政支出以外的回收,也不接受用宝钞缴纳税赋,导致宝钞只出不进,市场泛滥。
  
  其二就是毫无准备金,无限超发。
  
  一旦财政吃紧,朝廷便开动印钞机,将宝钞作为弥补赤字的手段,发行量远远超过市场实际需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其三则是易于仿制,伪钞横行。
  
  虽然大明宝钞使用了不少防伪技术,但还是架不住有心人能买到废弃母版,从而印制伪钞。
  
  伪钞的大量出现,又进一步冲击了本已摇摇欲坠的货币信用。
  
  到了明中后期,宝钞已近乎废纸,民间交易只能回归银、钱本位。
  
  江瀚看着在场的两人,总结道:
  
  “发行纸币,绝非一拍脑门就能干成的事。”
  
  “它背后需要一套极其复杂的金融体系支撑,并非我们现在所能具备的。”
  
  他掰着手指,一条条分析道,
  
  “首先,纸币要有严格的发行准备。”
  
  “咱们发出去的每一张纸,背后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撑着,或是充足的金银储备,或是等值的实物担保。”
  
  “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相信,纸片能换到真东西。”
  
  “其次,要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严格的总量控制。”
  
  “发行多少纸币,必须与市面上流通的货物总量大致匹配。”
  
  “市场上货物就那么多,纸票子印多了,自然就不值钱了。”
  
  江瀚加重了语气,强调道,
  
  “最关键的是,必须建立畅通的回收渠道!”
  
  “发出去的纸币,必须想有办法收回来。”
  
  “要么,规定百姓可以用纸币来纳税、缴赋,让纸币通过税收体系自然回流国库;”
  
  “要么,由官府出面承诺,纸币随时可以按面值兑换成相应的金银、货物,而且是见票即兑。”
  
  “只有这样,有出有进,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维持币值稳定,建立信用。”
  
  “而这些条件,咱们现在都不具备。”
  
  “哪能像老朱家一样,管杀不管埋,只管把纸钞发出去用,之后就撒手不管了?”
  
  “咱们如今根基尚浅,信誉积累不易,决不能重蹈覆辙。”
  
  “你们……对这等经济事务了解不深,现在也绝非发行纸币的时机。”
  
  “还是先脚踏实地,把金属货币搞好再说。”
  
  听完江瀚这番鞭辟入里的分析,赵胜和李兴怀面面相觑。
  
  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不过说实话,这也怪不得他们。
  
  像赵胜和李兴怀这类,从小接受传统四书五经教育的文人,基本都对经济、金融事务缺乏深刻的认识。
  
  他们的观念大多还停留在“重农抑商”的老路上,认为农业是本,工商是末,只要抓好农业生产,国家自然安定。
  
  一些复杂的货币信用、市场流通等概念,对他们来说属于知识盲区。
  
  甚至放眼整个四川,估计也找不到真正通晓经济金融的人才。
  
  或许江浙沿海等商贸发达地区,会有几个这样的人物。
  
  但远水难解近渴,江瀚只能自己亲自上手,一点一点地制定策略,着手经济改革。
  
  他将手里的小册子递还给赵胜,吩咐道:
  
  “行了,货币一事,我心中自然有数。”
  
  “你们两个,还是先把我安排的事情做好。”
  
  “李主事,你农部要全力组织抗旱,挖掘公塘;赵主事,你们户部务必确保粮仓充盈、移民事务有序推进。”
  
  “还是那句话,粮食才是关键!”
  
  “万一真出现了大灾,就算有满库的金银珠宝,也填不饱百姓肚子;唯有实实在在的粮食,才能稳住大局!”
  
  赵胜和李兴怀神色一凛,齐声应道:
  
  “臣等明白!”
  
  说罢,两人便躬身行礼,步履匆匆地离开了大帐。
  
  回到户部衙门后,赵胜立刻召集各司主事,并传达了江瀚对旱情的担忧。
  
  他下令再次核查各州府存粮实数,并且派出了精干吏员分赴各地,暗中巡视,严防仓吏舞弊、粮仓出现亏空。
  
  与此同时,赵胜本人则是坐镇户部,仔细地规划起了向贵州移民的路线、安置与钱粮借贷之事。
  
  而李兴怀则更为忙碌。
  
  他回去后,便立刻行文各州县,将开挖大型公塘的指令传达下去,并派遣农部干吏分赴各地督导。
  
  一时间,川东、川南的村落都忙碌了起来。
  
  农户们以二十或三十户为一组,按照农部定下的规制,挖掘深阔的公塘蓄水。
  
  而在这段时间里,江瀚也开始埋头于案牍之间,仔细研究起了历代的经济政策、以及货币制度。
  
  为此,他还特地命人去王府的藏书楼里,将一些有关经济的典籍都找了出来,仔细研读。
  
  他翻阅《管子》的轻重诸篇,其中确实提到了国家通过调节物价,来增加收入的法子,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性。
  
  然后是《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了解了汉代国家经营工商业、平抑物价的“平准”政策;
  
  还有《盐铁论》,记录了汉代那场关于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经济政策的大辩论。
  
  但翻来阅去,江瀚却怎么也不满意。
  
  这些古代的经济思想,固然有其闪光点,比如认识到了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关注民生与财政。
  
  但其核心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首先,这些经济改革,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君主专制,而并非为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
  
  其次,很多书都强调“重本抑末”,将商业视为需要压制和防范的对象,缺乏对商业流通价值的深刻认识。
  
  再者,这些理论多是经验性、政策性的总结,缺乏严谨的数学工具和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对于货币的本质、信用创造、通货膨胀等关键问题,认识非常模糊,甚至还有不少错误。
  
  依靠这些典籍,难以构建一套适合新时代的、能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系。
  
  眼看从故纸堆中找不到理想的答案,江瀚又转变思路,召见了一些成都及周边的商人。
  
  他想从实践层面了解这个时代的商业逻辑,探讨探讨经济发展的可能。
  
  但很可惜,前来觐见的商人,基本都是些小商小贩,经营的也多是一些布匹、杂货等传统行当。
  
  由于此前战乱、以及对旧有豪绅势力的清算,四川境内的大商贾基本已经不复存在。
  
  而这些中小商人,在江瀚问及如何促进商贸、稳定物价、建立信用时,大多语焉不详。
  
  话语间的意思,无非就是希望获得某种商品的专营权、降低关卡税厘等老一套。
  
  对此,江瀚也很无奈。
  
  在这个权力主导的社会里,商人想发大财,往往只能寻求垄断和特权庇护。
  
  真正的市场创新和商业智慧,在这种环境下难以孕育,他们的见解也难称高明。
  
  无奈之下,江瀚也只能自己亲自动手,结合一些后世的观点,先设计最初步、最基础的经济改革框架。
  
  在新框架下,首先重农肯定是没错的,必须坚持。
  
  在这个生产力相对匮乏的时代,农业是绝对的基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无农不稳。
  
  但对于传统的抑商政策,那就有待商榷了。
  
  要想办法让官员士人们意识到,商业在促进物资流通、活跃经济、增加税收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江瀚的设计中,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
  
  农为国之基,商为国之富,农商并举,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农业的稳定,商业是无根之木;而没有商业的繁荣,农业也难以实现更高的价值和剩余转化。
  
  对于这个想法,江瀚还特意将刑部主事薛志恒找了过来,想与他一起探讨此事。
  
  薛志恒现在虽然是刑部主事,但当年在龙安府时,他薛家好歹也是走遍松潘、卫藏经商的大家族。
  
  而听了江瀚的想法,薛志恒敏锐的意识到,自家王上很可能有大动作了。
  
  说实话,对于现在刑部主事这个岗位,薛志恒心里是有些不甘的。
  
  虽然名义上,刑部主事也能算作大九卿之一,是一等一的大官。
  
  但这个职位听起来虽好,可手中权利却不怎么样。
  
  原因无他,因为刑部实在没什么大案子办,纯属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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