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少年游 第三十章 春潮
第一卷少年游 第三十章 春潮 (第1/2页)开学以后，县一中的第一场真正热闹不是考试，而是校科技节。往年这个活动多少有点尴尬，低年级做水火箭、纸桥承重，高年级摆几块电路板，最后评委在体育馆里转一圈，奖状发完也就结束。可那年学校刚换了新校长，偏偏又是物理老师出身，开学会上说得很直接：如果科技节只是把网上搜来的东西重新装一遍，不如取消。他要求每个项目至少回答一个真实问题，而且现场必须允许别人“拆台”——数据从哪来，为什么这么设计，失败过没有，都得说得清楚。
这条新规一出来，报名人数反而比往年多。许澄第一个兴奋，他早就想做学校饮水机水温变化，原因是冬天每层楼都有人抱怨热水“不够热”，总务处却坚持设备正常；宋弈想做一个简单的图像识别演示；韩彻更奇怪，他准备统计校园里十几种常见植物在不同温度下发芽的差异，说自己已经偷偷收了半抽屉种子。班主任看着这些题目，最后把目光落在原既白身上，问他准备做什么。原既白原本想沿着寒假那套手写数字识别继续做，却突然觉得，如果只是把一个网上已有的模型搬到现场，哪怕代码都是自己写，也没有真正的问题。
他卡了两天。
第三天下午去食堂时，他看见窗口前排着很长的队。一个同学端着饭出来，抱怨今天又把不爱吃的菜打多了；另一个人刚坐下便把半碗米饭倒进泔水桶。原既白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陈野家饭馆歇业那晚，真正把一家店压垮的不是有没有客人，而是那些不容易看见的成本、浪费和现金流。学校食堂每天几千个人，如果每人只剩一点，最后会是多少？
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高级。
甚至有点土。
可原既白越想越觉得有意思。他找许澄借来厨房秤，又去问食堂能不能连续一周称剩饭。食堂经理最初把他当成来检查卫生的学生干部，听明白以后反而笑，说只要别影响收餐，你愿意称就称。于是连续五天中午，原既白和另外两个同学蹲在泔水桶旁，把主食、蔬菜、肉类尽量分开称重，再记录当天菜单、天气和各窗口排队时间。第一天他们就后悔了，因为现实数据比任何课本难看得多：有人把骨头混进去，有人把汤倒进米饭，有些桶里根本分不清是什么，塑料袋、纸巾甚至一次性筷子也会被一起扔进去。
原既白最开始想把这些“脏数据”全部清掉，许澄却拦住他，说你删掉以后会得到一个很好看的世界，可食堂真正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桶。两个人为此争了半小时，最后决定保留两套数据：一套按可识别部分分类，另一套直接记录总重量和杂质比例。原既白第一次很明显地感觉到，现实世界并不配合模型保持整洁；如果一个方法只有在信息干净时才成立，它也许不是现实太差，而是方法还不够好。
五天以后，结果让他们都意外。剩得最多的不一定是最难吃的菜，反而有两天是因为食堂临时多蒸了米饭；有一道全校都骂的冬瓜，剩余率却不高，因为窗口阿姨本来就打得少。最明显的相关性出现在另一个地方：排队越长的窗口，学生越容易一次多打几样，最后浪费也更高。许澄猜是“排都排了，多拿一点”，原既白则怀疑是午休时间短，学生不愿二次排队。两种解释都说得通，谁也没有证据。
宋弈听完以后建议干脆做个小实验：下一周在其中一个窗口加一块牌子，写“可以少打，不够再添”，同时让窗口把米饭改成半勺、一勺两档，再看剩余量。食堂经理觉得折腾，却被几个学生磨得答应试两天。结果第一天剩饭就明显下降，第二天又反弹一点，但仍低于原来平均水平。
“所以是分量问题？”宋弈问。
原既白摇头。他已经不愿意这么快下结论。可能是牌子，也可能是窗口阿姨打饭方式变了，还可能只是那两天菜比较受欢迎。他们最终没有在科技节展板上写“我们减少了多少浪费”，而是把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还不知道下降到底由什么造成。”**
校长在现场看到这句时停了很久。
他没有先问结论，而是问：“不知道也能参赛？”
原既白说：“如果硬写知道，反而是假的。”
校长笑了，让他们继续。
省城那边，江遥看到原既白发来的展板照片时，第一反应是嫌标题太丑。项目名称叫《食堂剩余食物及影响因素观察》，她说一看就是原既白起的，像政府统计年鉴。原既白问那你起一个，江遥隔了几分钟回了四个字：**“为什么剩？”**
原既白说不够正式。
江遥说至少像问题。
两个人为标题争了十分钟，最后谁也没说服谁。江遥却把那张展板照片存进手机，因为她注意到另一件事：原既白过去最容易做的，是看见几个现象以后迅速向更高结构归并；现在他竟然愿意把“还不知道”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她知道这种变化对别人也许不算什么，对他却很难。真正厉害的体系化能力一旦形成，很容易让人过早相信世界应该有一个可以被统一解释的样子，而现实最先教他的，偏偏是桶里的骨头、纸巾和没法分类的汤。
江遥自己的科技节比县一中更像一场小型战役。
省城学校没有统一要求做展板，而是让各社团自己提交项目。“问题社”那群人最后真的把“预测会不会改变选择”做成了一个小实验。他们写了一个简单程序，让参与者在红、蓝两个按钮之间连续选择，程序根据前面行为预测下一次选择，并在点击前把预测结果显示出来。有的人会故意和机器对着干，有的人看到预测反而懒得改，还有人一旦发现自己连续被猜中，就开始建立一套越来越复杂的反预测策略。
江遥最喜欢的不是准确率。
她喜欢看人。
一个高二男生前十次几乎随机，机器准确率只有一半；等屏幕连续三次猜中他以后，他明显开始不服，接下来每一次选择都先盯着预测结果，再决定要不要反着按。机器准确率短时间跌下去，之后又重新上升，因为他的“反抗”本身也形成了规律。男生发现这一点以后笑得直拍桌子，说“它在学我怎么骗它”。
顾遥站在一旁却问：“是它在学你，还是你在学它？”
整个桌边安静了一瞬。
江遥立刻转过头看她。
顾遥已经低头去记录数据，像刚才只说了一句没什么特别的话。江遥却知道，这就是自己喜欢和她一起做事的原因。顾遥经常不抢着解释世界，而是轻轻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那条线翻过来，让人忽然发现两边可能一直都在变化。
项目做到第三天，林砚又提出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如果参与者知道程序的预测机制，会怎么样？于是他们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只知道“机器会预测你”，另一组则被告知机器主要根据过去几次选择调整。结果第二组的人反而更容易发展出有意识的对抗策略，可当程序把更长历史也算进去以后，这些策略又会暴露。实验当然远谈不上严谨，样本太小，程序也简单，可江遥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并不是孤零零发生在脑子里，它会受到规则、信息、预期甚至对规则的理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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