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白居易与杨氏:相濡以沫的暖
第七十四章 白居易与杨氏:相濡以沫的暖 (第1/2页)提起白居易的感情，都知道他心里装着个“白月光”湘灵，很少有人想起，陪他走过大半辈子、从长安官场到洛阳归隐的女人——杨氏。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浪漫：37岁的白居易被母亲以死相逼，娶了同僚的妹妹；杨氏嫁过来时，明知丈夫心里有别人，却还是默默扛起了家，陪他贬江州、熬低谷、享晚年。
他们的日子没有“娉婷十五胜天仙”的心动，却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的承诺；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言，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
37岁的婚礼：没有心动，只有对现实的妥协
公元813年的长安，秋天来得特别早。37岁的白居易站在婚礼的红烛前，看着盖着红盖头的杨氏，心里没有半点新郎官的欢喜，只有沉甸甸的愧疚——一边是母亲病重时“不娶杨氏就死不瞑目”的逼劝，一边是符离那个等了他十几年的湘灵，而眼前这个女人，不过是这场“孝道绑架”里的另一个受害者。
杨氏是同僚杨汝士的妹妹，出身官宦家庭，知书达理，模样周正，按当时的“门当户对”，是个再好不过的妻子人选。白居易知道，自己配不上这份好——他心里装着别人，给不了她完整的爱。
婚礼当天，宾客满座，同僚们都来道贺，说“白侍郎好福气，娶了这么好的媳妇”，白居易强装笑脸，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直到头晕目眩。晚上，他掀开杨氏的红盖头，看着她略带羞涩的眼睛，张了张嘴，却只说出一句：“委屈你了。”
杨氏愣了一下，随即轻轻摇了摇头：“夫君不必多言，既然嫁过来，我就会好好照顾你，打理好这个家。”
她的懂事，让白居易更愧疚了。那晚，他没怎么说话，躺在旁边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湘灵的影子——想起她递给自己的狗尾巴草，想起她塞给自己的木匣，想起她那句“我还在等你”。他甚至不敢看杨氏的眼睛，怕从她眼里看到失望。
婚后的头几个月，两人相处得很客气，像合租的室友：白居易每天去衙门上班，杨氏在家打理家务、照顾婆婆（白居易的母亲）；晚上白居易在书房写诗，杨氏就端杯热茶进去，不打扰，不追问；吃饭时两人偶尔聊几句朝堂的事、家里的事，从不多提感情。
有次，白居易在书房整理旧物，不小心翻出了那个装着湘灵绣品的木匣。杨氏正好进来送点心，看到木匣，脚步顿了一下，却没多问，轻声说：“夫君要是想单独待着，我先出去了。”
白居易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杨氏肯定听说过湘灵的事，她从不提，从不闹，默默做好自己的事。这份体谅，比指责更让他难受。他把木匣重新锁好，心里暗暗想：“就算给不了她爱，也得给她尊重，好好跟她过日子，不能再委屈她。”
贬谪江州：她收拾行李说“我跟你走”，成了他的“定心丸”
公元815年，白居易因为替宰相武元衡说话，被诬“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这对刚稳定没多久的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接到贬令那天，白居易坐在书房里，脸色苍白，手里的奏折掉在地上。他想起在长安的仕途刚有起色，想起母亲还需要照顾，想起杨氏嫁过来才两年，就要跟着自己去偏远的江州受苦，心里又悔又恨。
杨氏听到消息，没有哭，也没有抱怨，只是走进书房，帮他捡起奏折，轻声说：“夫君，别难过，去哪我都跟你走。咱们收拾收拾行李，把母亲也接过去，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白居易抬头看着她，眼眶一下子红了。那时候，很多官员被贬，家眷要么留在长安，要么干脆离婚，可杨氏一句话“我跟你走”，就像一颗定心丸，让他慌乱的心稳了下来。
收拾行李时，杨氏没带多少自己的首饰衣物，反而把白居易的诗稿、书籍都仔细打包好，连他常用的那支笔都用锦缎包了三层。“这些都是夫君的心血，不能丢，”她一边打包一边说，“到了江州，夫君还能接着写诗。”
去江州的路走了一个多月，一路上颠沛流离：住的是漏雨的破庙，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粟米粥，遇到下雨天，马车陷在泥里，杨氏就跟着仆人一起推车，手上磨出了水泡，也没喊一声累。
有天晚上，他们住在一个破庙里，外面下着大雨，寒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白居易因为一路劳累，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杨氏一夜没睡，守在他床边，用湿毛巾给他擦额头降温，还在小煤炉上给他熬姜汤，怕他冷，就把被子盖在他身上，自己裹着薄毯子冻得发抖。
第二天早上，白居易醒过来，看到杨氏眼里的红血丝，还有冻得发紫的手，心里一阵暖流。他拉过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说：“辛苦你了。”
杨氏笑了笑，把熬好的姜汤递给他：“夫君好起来就不辛苦。你看，外面雨停了，咱们今天能早点赶路，到了江州就能好好歇着了。”
在江州的日子很苦：住的茅草屋漏雨，冬天又湿又冷，白居易当了个没实权的司马，俸禄少得可怜，连买灯油的钱都得算计着花。杨氏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在院子里种了蔬菜，省下买菜的钱；她把旧衣服拆了，重新缝补，给白居易做了件厚棉袄；晚上白居易在油灯下写《琵琶行》，她就坐在旁边做针线活，不说话，只是偶尔给油灯添点油，给白居易续杯热茶。
有次，白居易写完《琵琶行》，念给杨氏听，念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时，声音哽咽。杨氏放下针线，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夫君心里的苦，我懂。能把这些写出来，心里会好受点。”
她从不多问“天涯沦落人”是谁，也不追问他的过去，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陪着他熬过最难的日子。白居易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贬江州三年，若没有杨氏在旁照料，我恐怕撑不下来。她就像冬日里的小火炉，不显眼，却足够暖。”
失女之痛：她自己擦着泪，却劝他“日子还得往前走”
在江州的第三年，白居易和杨氏迎来了一个女儿，取名“金銮子”。女儿的到来，给这个苦日子添了不少甜：白居易下班回家，女儿会扑到他怀里，喊他“爹爹”；杨氏抱着女儿，教她认星星、唱儿歌，院子里经常能听到她们的笑声。
白居易把对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他给女儿写了不少诗，比如“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盼着女儿能健康长大，将来有个好归宿。
天不遂人愿，金銮子三岁那年，得了一场急病，高烧不退。江州的医疗条件差，找遍了大夫，也没能留住孩子的命。
女儿走的那天，白居易抱着女儿冰冷的身体，哭得像个孩子，几天几夜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叫都不开门。他甚至自责：“是我没本事，连自己的女儿都保不住，我对不起她，对不起杨氏。”
杨氏心里也疼，女儿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是她捧在手心里的宝。她知道，不能倒下——白居易已经垮了，她要是再垮了，这个家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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