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白居易在长安的岁月
第六十九章 白居易在长安的岁月 (第2/2页)白居易的心像被揪了一下——农民们在太阳下拼命割麦，累得快死了，可收来的麦子，大多被官府抢走，自己只能捡点麦穗过日子。他想起在长安当官，每天有饭吃、有茶喝，不用晒太阳、不用割麦，心里特别愧疚。
回到长安后，他写下了《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脚踩在被太阳晒烫的土地上，后背被太阳烤得像着火一样，这画面感太强了，谁读了都能想到农民的辛苦。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更是绝：农民们已经累得没力气了，却不觉得热，只盼着白天能长一点，好多割点麦子。不是不怕热，是怕没饭吃，是怕一年的辛苦白费。
这首诗比《卖炭翁》更通俗，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有人把诗念给长安街头的老妇人听，老妇人听完，哭着说：“这写的就是我们啊！夏天割麦，真是把命都快搭上了！”
白居易写这首诗，不是为了“同情农民”，是为了“骂官员”——他在诗的最后写：“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意思是“我没什么功劳，没种过田，却拿着三百石的俸禄，年底还有余粮，想起农民的苦，我心里特别愧疚，整天都忘不了”。
这话看似是自责，其实是在骂那些当官的：“你们拿着俸禄，不替农民做事，还抢他们的粮食，难道不觉得愧疚吗？”
新乐府运动：和元稹联手，让诗歌变成“替百姓说话的武器”
白居易写《卖炭翁》《观刈麦》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当时诗坛上的诗，要么是写风花雪月的，比如“春花秋月何时了”；要么是写神仙鬼怪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也不关心。他觉得，诗歌不应该是“文人的玩物”，应该是“替百姓说话的工具”，应该反映现实、解决问题。
正好，他的好朋友元稹也有同样的想法。元稹和白居易是同科进士，也看不惯当时诗坛的风气，也想写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有一天，俩人在白居易家里喝酒，聊起这事，越聊越投机。
元稹说：“现在的诗，都在玩文字游戏，没人管百姓的死活，得改改这风气！”白居易说：“对！应该发起一个运动，写一种新的诗，叫‘新乐府’，就写百姓的苦、官场的黑，用通俗的语言，让老百姓都能懂，让朝廷不得不重视！”
就这样，新乐府运动开始了。白居易和元稹还提出了一个文学宣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应该为时代而写，诗歌应该为现实而作，不能****，不能无病**。
为了推动这个运动，白居易写了《新乐府》五十首，全是反映现实的：《杜陵叟》写农民被贪官欺负，粮食被抢走；《缭绫》写织锦的女子辛苦织出的绫罗，被皇帝和妃子浪费；《新丰折臂翁》写老百姓为了躲避兵役，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断。
元稹也写了《新题乐府》十二首，比如《田家词》写农民被赋税逼得家破人亡，《织妇词》写织妇织到手指流血，却换不来一顿饱饭。
他们还带动了其他诗人，比如张籍、王建，也跟着写新乐府诗。张籍写《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
王建写《水夫谣》：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这些诗，语言通俗，像说话一样，老百姓都能听懂；内容真实，全是他们身边的事，所以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有的农民把诗抄在墙上，提醒“别被贪官骗了”；有的官员看到诗，怕被骂，不敢再随便敲诈百姓；连皇帝都看到了这些诗，不得不下命令，整顿赋税、禁止宫市。
有人骂白居易和元稹：“你们写这些诗，是在抹黑朝廷，是在挑拨百姓和朝廷的关系！”白居易却反驳：“我们不是抹黑朝廷，是在帮朝廷——朝廷不知道百姓的苦，我们把苦写出来，朝廷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不是帮朝廷是什么？”
确实，新乐府运动没白搞——朝廷后来真的废除了“宫市”，减轻了部分地区的赋税，还惩罚了几个贪污的官员。虽然这些改变不能彻底解决中唐的问题，但至少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一点，也让更多文人开始关注现实，不再只写风花雪月。
锋芒毕露的代价：被骂“多管闲事”，却没忘了初心
白居易在长安当左拾遗的那几年，活得像一把“锋芒毕露的刀子”——敢给皇帝提意见，敢写诗歌骂贪官，敢发起运动改变诗坛风气，得罪了不少人。
有次，一个贪官被白居易写诗骂了，怀恨在心，就跟皇帝说：“白居易这个人，太狂了，天天写些破诗骂朝廷，还煽动百姓，这样的人不能留在长安！”皇帝本来就觉得白居易有时候太啰嗦，听了贪官的话，就想把白居易贬走。
幸好有几个正直的官员替白居易说话：“白居易虽然说话直，但他是为了百姓、为了朝廷，要是把他贬走了，谁还敢给陛下提意见？谁还敢替百姓说话？”皇帝这才没贬他。
白居易知道后，没觉得害怕，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这辈子，就想替百姓说话，就算得罪人，就算被贬，也不会改。要是因为怕得罪人就不说话，我对不起少年时的初心，对不起母亲的教导，也对不起那些受苦的百姓。”
他没忘少年时的经历——没忘逃荒时看到的饿肚子的百姓，没忘母亲用米浆教他写字时说的“读书要为百姓”，没忘湘灵说的“要记得写老百姓的事”。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在长安的官场里，没被磨掉棱角，没变成只会说空话的官员。
后来，白居易因为替朋友说话，还是被贬到了江州，也就是写《琵琶行》的地方。临走前，他把写的新乐府诗整理好，交给朋友，说：“我走了以后，你接着把这些诗传下去，别让大家忘了百姓的苦。”
朋友点点头，说：“你放心，你的诗会一直传下去，你的初心，也会有人记得。”
长安的日子，不是逐“当官的梦”，是逐“替百姓说话的梦”
白居易在长安的那几年，不是来“逐当官的梦”的，是来逐“替百姓说话的梦”的——28岁考《策林》，是为了有机会提建议；当左拾遗，是为了敢给皇帝说真话；写《卖炭翁》《观刈麦》，是为了让百姓的苦被看见；发起新乐府运动，是为了让诗歌变成“武器”。
他的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比任何“阳春白雪”都有力量；他的人，没有圆滑的处世技巧，却比任何“老谋深算”的官员都有良心。他就像长安城里的一束光，照亮了中唐的黑暗，温暖了受苦的百姓。
现在读《卖炭翁》《观刈麦》，还能感受到那种直击人心的疼——不是因为诗写得好，是因为诗里的人、诗里的苦，太真实了，真实到让我们想起那些为了生活拼命的人，想起那些被忽视的底层百姓。
白居易在长安的日子，虽然没当多大的官，虽然得罪了不少人，被贬走了，但他没白来——他让更多人知道，诗歌可以替百姓说话，官员可以为百姓做事，初心可以一直坚守。这就是白居易，那个在长安拿着笔当“刀子”的谏官，那个一辈子“为百姓写诗”的诗人，那个没忘初心的“诗王”。